19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崛起，一批杰出的企业家脱颖而出，如洛克菲勒、卡内基、亨利·福特和摩根等人，他们不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把资金投入到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中。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传统的欧洲地主阶层截然不同——这些企业家追求的并非个人生活的奢华享乐，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推动社会进步，支持早期资本的发展。他们的慈善精神和经济成就影响深远，为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这一现象引发了哲学界的深刻思考：究竟是什么驱动人们投身商业活动，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这个问题的最早系统性回答，出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他通过对资本发展的深入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洞察力的观点，解答了这一哲学难题。
韦伯于1864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享有优越的教育条件。18岁时，他进入了德国海德堡大学院学习，而海德堡大学当时是欧洲自由思想的中心。这里的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启蒙思想，提出要以理性和科学对抗旧有的权威和，这为韦伯后来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904年，韦伯与朋友一道前往，参加在圣路易斯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这次为期近四个月的考察过程中，韦伯深入观察了的城市、商业活动和工业生产。这段时间的亲身经历为他后来撰写《与资本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本著作中，韦伯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深入探讨了资本精神的起源及其内在逻辑。
韦伯讨论了“正当性”的问题。他认为，在资本社会中，追求财富的动机已经变得至关重要。个人的财富积累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的手段，而是成为了资本社会的核心原则。他引用了启蒙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个人有责任增加自己的资本，而资本的增加本身就是目标。”通过这一论述，韦伯表达了对企业家这一职业正当性的肯定，也揭示了资本经济体系中利润驱动的根本动力。
韦伯提出，资本的形成与特别是清的禁欲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特别强调个人的世俗责任和工作，促使更加专注于实际的社会活动，并且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理性追求和自我约束。尽管没有清精神，资本可能依然会在某些地方形成，但只有具备这种精神的社会，才能孕育出完整的、理性化的资本体系。
韦伯强调了理性和法治精神在资本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资本的兴起与古希腊理性思想的传承密切相关。现代资本依赖于精准的计算和技术基础，特别是西方科学体系中的数学和实验理性，使得社会能够通过标准化的程序和规则来管理劳动生产。这种高度的理性化和自我约束，使得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更专注于效率和原则，推动了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现代化。
《与资本精神》出版时，正值的第一代企业家们在商业世界中风头正劲，尽管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些企业家与韦伯有过交流，但他们的创业实践与韦伯的理论恰好不谋而合，似乎印证了他的思想。
时至今日，经过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我们不禁要问：如今的企业家，是否仍然具备韦伯所描述的这种资本精神？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今天的企业家们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他们身上是否还存在那些自我约束、理性决策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呢？这个问题，或许依然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