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磨洋工”这一话题，总会让我想起那些岁月。每当浏览今日的报告，总有那么一刹那的沉思。那天，我注意到了两例新冠病毒感染者，他们是归国的打工者，来自异国他乡。此刻，我不禁想问，为何他们选择在外奔波，而非在国内寻求发展的机会呢？这个念头闪过，与“磨洋工”这个词紧密相连。
我并非针对这两人使用“磨洋工”这个词，更非针对那些为外国老板工作的海外劳工。这个词，承载了太多的记忆与含义。
回首过去，我记忆中的“磨洋工”始于儿时的暑假，那时我身处故乡，作为小学生，每年都会参与到生产队的劳动中。
我深刻记得翻红苕藤和掰苞谷这两种“活路”。工分的计算方式是根据每个人的年龄、能力和出工表现来确定，这与学校的考试成绩截然不同。不再是满分的荣誉，而是以能挣得多少粮食来衡量。那时候，男劳力一天能得10分，女劳力则是7分。
我的首次出工经历是翻红苕藤。那时的我大约七八岁，辛苦一天下来，仅获得了3分。那数字虽小，却让我欣喜若狂。因个子矮小和动作缓慢，我在同龄人中显得格外吃力。记得老队长曾批评我们这些慢吞吞的孩子是否在“磨洋工”。
在老队长的悉心指导下，我学会了如何高效地翻红苕藤。他教我如何提起藤蔓、如何扯断小根根、如何将藤蔓翻到另一条沟里。他强调了清除沟中杂草的重要性，以免它们与作物争夺养分。
在下午收工记分时，老队长大声宣布我与大孩子们得了相同的工分。这让我倍感自豪。虽然那天的报酬仅值3分钱——大约能买一盒火柴和一颗水果糖——但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的人生中，无论我身在何处、担任何种职务，我都铭记着老队长的：无论做事还是做人都要踏实认真、不打折扣地执行规定。这样，即使资质平凡，也能得到他人的认可。
说起“磨洋工”，它原本的含义是偷懒、出工不出力。在农村土地未包产到户的时代，这种现象颇为常见。而这个词的起源与何时产生、由谁发明等问题已无从考证。但我认为这一定是一位深谙“磨工”之道的人所创，他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生产队生活。
我认为，“磨洋工”这个词不仅存在于过去，也依然在现实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磨过洋工”，而我们也仍需持续努力，尽职尽责地完成每一项任务。
在我的记忆中，那位亲切的老队长姓王，我们都尊敬地称他为“王排长”或“老排长”。他的和身影仍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
还有一段趣事值得一提。当年我们生产队的一位工人患了精神病后自述升了官的故事让我等笑谈多年。遗憾的是在我小学未毕业时王排长已离世。
如今，在我所创作的小说《古董》中，我也以王排长的名字为谐音为一位未曾露面的长辈设置了名字作为纪念。
无论是过去的经历还是对未来的思考，“磨洋工”这个词汇都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它不仅是批评之词，更是生活的启示与经验的积累。
“磨洋工”在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将继续存在。我们应当珍惜每一次的劳动与工作机会，全力以赴地完成每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