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的多元交织中，吉登斯在其《为社会学辩护》的著作中深入探讨：“人类学的特点，特别是在与社会学的比较中，常常被视为与现代性紧密相连。相较之下，社会学则更多地涉及现代性及其影响。”在过去的世纪里，社会学家可能将他们的研究范围局限于第一世界，而人类学家则更关注第三世界。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愈加汹涌，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正逐渐消解。
我们必须正视现代性产物所带来的转变，过去以非现代社会和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传统人类学定义，已显得不合时宜。若持续如此，这门学科或许将沦为博物馆式的历史研究，人类学家也将成为博物馆学家，专门研究过去的历史。这种研究的实际意义却在不经意间淡出我们的视野。
的确，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正在变迁和消逝，但其研究方法仍被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采纳。这构成了人类学现状的独特悖论，引发了人们对人类学价值的深度思考。
这种担忧并非必要。简单地将人类学的研究应用到社会学并不合适。即便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全球变化时，社会学也面临着与人类学相似的问题。事实上，现在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正越来越多地关注共同的领域。尽管两方在研究方法和文献上有所差异，但人类学的洞察力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回顾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的转变，再到浪漫的兴起，思想家们逐渐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和观念。特别是启蒙运动，它不仅促进了人的意识的发展，还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新问题的产生。
浪漫的兴起则是对新社会问题的理论回应。特殊逐渐取代了普遍，个体价值和精神受到了重视。这为人类学对异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尽管当时的研究多以欧洲社会为中心，但这也为现代人类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人类学的产生是人类对自身解释和塑造的必然结果。可以说，人类学是为了塑造完整的人类形象而不断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社会的研究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自己。这表明了人类学研究的本质——一种自我反思的学理追求。
尽管人类学与社会学密切相关，但人类学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它不应被其他学科所取代。正如赵旭东所言，人类学思考的是人类的和最终归宿，这体现了其深远的学科抱负。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和认识人类学学科的价值和意义。
简而言之，人类学是在更高层面上思考人类命运的学科。它通过田野研究对他者进行深入描述和关怀，但真正的价值在于其知识本体论的假定——文化差异及其意义。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并珍视这门学问的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