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对阳学有着深深的热爱。
某日，我与友人共品香茗，探讨心学之道。友人突发奇问：“若将阳明学说比作茶道，该如何形容？”有人回应道：“犹如武夷岩茶，气韵磅礴。”又有人言：“似六安瓜片，先苦后甘。”一位长者笑道：“我更觉得像潮汕功夫茶——杯小乾坤大，饮罢总觉壶底藏着几片碍眼的碎叶。”众人闻言，纷纷称妙。这几片碎叶正如心学的逻辑之漏，虽小却不可忽视，令人遗憾。
嘉靖六年九月的一个夜晚，阳明先生在赴广西途中与两位弟子钱德洪、王畿泛舟天泉桥，传授了“四句教”。这深入人心：“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教”却引发了两位弟子的激烈争论。
钱德洪持保守观点，认为应以阳明先生的为准则，彻底贯彻心体与功夫的统一。而王畿则持惊人观点，认为心体、意、知、物皆无善恶，若说意有善恶，则心体仍有善恶存在。这一争论如石击潭，至今涟漪未绝。
深入探讨其理论，我们发现心体既然无善恶，那么善恶的标准从何而来？如同没有尺规的造物主，心血划定山川？罗钦顺曾质疑：“若性本无善恶，那么孝悌忠信莫非是后加？”阳明回应以“良知自然明觉”，然而这一说法犹如连环未解又系新结，令人困惑。
知行合一的论述亦是如此。阳明巧妙地打破了程朱“知先行后”的框架，然而其理论也有矫枉过正之处。他的比喻虽然巧妙，却暗藏陷阱。观看阳明先生的书信交流，他发现对知行合一的解释有时似乎过于模糊和抽象。关于知行的问题，阳明强调知行本是一体，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难以完全实现。读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对阳明与明末儒学的分析，可以看到知行合一的实践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例如对“私欲何来”的问题的追问使得阳明不得不借助隐喻来解释心体的光明。尽管其解释富有启发性但也有其局限性。他对知行合一的解读与现实实践之间存在微妙的距离或漏洞似乎无法完全解释和支撑这种深刻的认知实践思想其论述似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缺乏必要的衔接与证明更有些令人费解的是有时它看起来更像是释梦的新梦而不是真正的解释或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