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以翔在宁波录制综艺节目时猝死，这一事件引发了大众对综艺产业背后潜藏危机的关注。
有网友评价，如今的综艺产业已经从“娱乐至死”发展到了“娱乐”的阶段。近年来，我国综艺产业在积极扩张的呈现出一种拼命往前狂奔的姿态。这种资本驱动的结构导致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荒诞现状：每个人都停不下来，哪怕有人已经倒在路上。
2019年11月29日，粉丝在《追我吧》节目录制现场为高以翔先生举行追思会。同样参与该节目的嘉宾陈伟霆的粉丝晒出了他的原定行程，同样显示了通宵录制，可见明星过劳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在综艺产业永不停歇的疯狂运营中，明星既是身心俱疲的，同时也是积极的参与者。收视率着电视媒体的生产，节目制作方看重能够超越阶层、地域、学历等社会属性，具有普遍性的趣味，它们能够将受众最大化。天然具有吸引力保障的明星成为了节目的法宝。
明星在综艺节目中不断制造话题吸引观众，例如婚变、素颜、不为人知的癖好等话题往往能迅速占据娱乐新闻头条。为了持续曝光，大量“闲置”的明星纷纷涌入综艺节目。国内综艺节目大多属于周播节目，内容需求量大，且生产周期相对较短，这给明星提供了大量空间来持续曝光。综艺带来的不仅仅是关注度，更重要的是由综艺打造的人设。明星在综艺中的人设直接和明星本人形象相关，而不是某一个角色。由综艺走红并树立新“人设”的明星除了代言、广告以外，甚至还可以直接建立自己的商业品牌。
综艺节目的超时间、高负荷甚至疯狂的工作状态被大部分明星及其经纪公司接受。在娱乐至死的当下，观众们不再只是被动接收信息，他们甚至成为了节目成败的决定者。观众的喜好决定了明星表演的内容，他们能够为明星加冕，同时也能够对明星进行脱冕。
国内综艺节目早已开启了“虐星”的进程。例如《追我吧》节目中，明星如同马戏团的动物一样，被要求做着超乎自身能力的表演。为了脱颖而出，许多节目大胆起来，明星身上的淤青、痛苦的呻吟以及危险的表演都成为了博取观众眼球的手段。
在这次事件中，明星是最明显的受害方，但隐藏在悲剧背后的是那些比明星更早投入工作、走得更晚、薪资更低、工作条件更为恶劣的综艺节目制作人员。他们才是这一疯狂行业更隐形的。
《追我吧》副导演周路莎曾表示，节目录制超时是行业普遍现象。为了完成录制，所有工作人员都心力交瘁，他们所遭遇的生理和心理折磨可能比起明星来说更为严重。从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上来看，在开录前和录制完毕后，工作人员都要进行一系列的工作，而且作息和饮食极不规律。
这种辛苦并没有得到丰厚的报酬。国内影视从业人员没有像好莱坞那样享有合理的薪酬制度，大多数从业人员都被视为“被压缩的成本”。这一行业的人员流动十分频繁，不断有新的“血液”注入，也不断有疲惫的“老人”离开。
影视娱乐产业的劳动者更难以聚合起来共同对抗资本。大部分从业者缺乏一个充满集体感的工作环境，导致他们难以互相沟通和理解。劳动者内部也会因为权力的不均衡产生极大的阶层。接受超时高强度工作成为许多从业者的无奈选择。
永不停歇的娱乐产业中，“超时”问题的日渐合理化是一种全行业的共谋，是由资本导向和结构性的因素所决定的。平台/赞助商的要求、明星产业的干涉以及制作方的经济和时间压力都导致了这种长时间、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状态。当观众和嘉宾发出“别录了”的呐喊时，他们往往停不下来。这是一个像机器般高负荷运转的产业如何用汹涌的资本吞没那些微不足道的个人的典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