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思博
探究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背景与动机，我们不得不提及《太史公自序》。在这篇自述中，司马迁明确表示：“作七十列传”，然而实际上详细描绘人物的列传仅至“《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便结束，显然他将阐述创作理念与心路历程的《自序》视为全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鉴于作者如此强调《太史公自序》的重要性，后世研究《史记》的学者自然要深入研读。细读之中却发现了问题：司马迁在列举全书篇章前曾写道：“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这表明全书的时间跨度从黄帝时始，直至某种瑞兽的消失。在文章结尾处又突然出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的叙述。上下限时间并不吻合。
这里的“麟止”是借鉴了孔子撰写《春秋》时止于“西狩获麟”的典故，但汉武帝时期也曾号称捕获麒麟，因而时间下限应大致位于公元前122年至前117年左右。然而《自序》中的时间节点“太初”却是公元前104年至前101年，两者相差十多年。
尽管对一本记载了数千年历史的史书而言，这十多年的时间差并不算显著，但考虑到司马迁是一位严谨的大学者，而非被日常更新压力所困的网络写手，这样的时间线不一致性仍显得有些突兀。学者们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史记》的创作计划始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制定了写作大纲，而司马迁在继承家学渊源的根据写作进度对大纲进行了微调。
虽然这个问题暂时得到解答，但新的疑问随之涌现：父子二人相继写作，哪些篇章是司马谈完成，哪些是司马迁创作？进一步思考，《史记》的所有篇章是否真的都是司马迁所写？这些问题构成了《史记》篇章、版本及流传研究的关键议题。
最初，《史记》的构想源于司马谈，他为此收集了大量资料并拟定了初步的大纲。这一事实在《太史公自序》中得到了司马迁的口述确认。他在文中描述了父亲临终时嘱咐他继承家学渊源的情景，并表示自己会详细论述先人所遗留的旧闻。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的前108年，司马迁接任太史令一职，继续收料的工作。大约太初元年前104年时，司马迁开始着手创作《史记》。这期间他花费了约20年的时间进行精心修订，力求统一文风、调整抵牾之处。然而这也使得后人难以准确区分父子二人的创作，只能通过一些细微的线索进行分析推测。
《史记》的创作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和未知性。从司马谈的初步构想到司马迁的细致创作，再到后人对其篇章、版本及流传的研究，都体现了这部史书的不朽价值和深远影响。